花样年华草样过

　　当我光头赤脚入读村学的时候，王汉英先生已经是年轻的老教师了。

　　村学相当袖珍，八十多个学生，五位教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学阶段的年级建制一个不缺。教师少年级多，只好办复式班。所以我的五年小学一直跟或高或低不同年级的同学坐一间教室。复式课堂的好处至少是，促使学生将许多喜欢的字词课文正儿八经过了两遍——低年级时，王先生布置我们默记生字，他给高年级开新课，于是《东郭先生和狼》《小英雄雨来》等有趣的文章，无法抗拒地提前灌入了我幼稚好奇的耳朵；而高年级时，我们在王先生的指导下，给师弟师妹们当小老师，从而将学过的内容复习巩固一遍。总之在王先生的课上，“一心不能二用”所含的训诫和哲理，让我们给偷偷颠覆了。

　　王先生是老三届高中生，不仅语文教得好，还时时创作小说发表。小学阶段的我，不止一次目睹过穿墨绿服装的邮递员送来卷成筒状的报纸杂志，目睹王先生笑眯眯剥去那邮件封包的情景。那很容易让封闭山村的单纯少年产生无穷美妙的想象，想象与筒状邮件关联的遥远世界，想象王先生笑眯眯阅读的欣慰心情。当时文革已风起云涌了，可对偏僻乡村的冲击并不明显，王先生一如既往按时到校，教我们琅琅诵读，教我们辨形识字——纸笔是稀罕珍贵之物，我们经常把生字习写在校园地面上，自己为自己定个手够得着地盘，用一端磨得光光的小木棒，或用废电池中取出的铅芯……双腿蹲伏一行行往下写，每人面前就有了长长的一片。王先生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鼓励说那是我们的“自留地”，让尽所能精耕细作，边说边像地道的老农那般检查评比。

　　王先生教作文尤其有趣，仿佛牵引姗姗学步的孩童，趟着生活的河流磨洗语言的贝壳。比如“学校对面的小山，形状像奶奶过年蒸的馒头”，比如“队里的老山羊病了，咳嗽得比放羊老汉还难听”等活鲜鲜的句子，都出自三四年级的我们之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现在回想，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所在的村子之所以一下考上几十名大中专学生，不能说不与王先生有直接关系吧。

　　王先生家里孩子多，生活一直比较困难，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午餐晚餐顿顿喝稀粥。早晨第四节课，常听到他的肚子唱山歌般咕咕乱吼，可王先生好像习以为常了，若无其事讲他的课，脸上带着投入的笑意，并伴有唾沫星子缤纷溅落，春风扶雨般飘洒在我们脸上和书上。

　　多年之后“文革”结束，当我辗转考入高中的时候，王先生也民教转正，调到那所学校任教了。浩劫之后百废待兴，胜任高中教学的教师寥寥无几。面对嗷嗷待哺的学子，学校不得不安排露天大堂课。尤其盛夏季节，烈日炎炎，气温蒸腾，老师为避免学生曝晒，让我们背对太阳坐了，他们头戴麦秸草帽，顶着直射的阳光轮番讲授，一个个无不大汗淋漓，粉笔灰落得满手满脸……这无疑是艰苦的岁月，也是生命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王先生除正常上课外，承担了大堂作文辅导。那时根本没有《高考作文秘笈》之类，王先生在批改上便煞费苦心，针对具体问题将学生作文分门别类，以便讲解评析时，得心应手地拿出相关的例证，用略带“咬舌”方言的“王氏普通话”加以朗读，有的放矢地纠偏补正。有时也会选优秀作文宣读示范，我的几篇幸运地被王先生当众“发表”过，那感觉，比自己的文章后来真正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杂志上都爽得多。

　　王先生带上初中的女儿读书，周末打发师妹跟着我回家。师妹肩头，常背几斤白面粉，是先生省下为师母和孩子加强营养的。返校的时候，师妹肩上的东西和我一样总是两疙瘩，一疙瘩莜麦炒面粉，一疙瘩糜谷面馍馍。炒面粉最大的特点是便于贮存，糜谷面馍馍就不同了，三两天后准会慢慢变质，表面起一层浓雾般的白毛，掰开馍馍看时，里面的霉菌丝不绝如缕。学校也办学生灶，可条件所限，上顿下顿供应玉米面馍馍玉米面粥，馍硬，粥凉，吃久了胃里像点了火，酸潮滚滚，苦不堪言，因此糜谷面馍馍作为最好的调味品，即使发霉也舍不得丢弃。王先生担心吃坏肚子，好几次让我把起了霉菌的馍馍拿到他住室，揉碎在铝锅里，点煤油炉炒一阵再吃。

　　其实生活上受惠于王先生的不止这些。比如喝水——喝水完全是跟吃饭一样令人发愁的事情。学校只装了一只用煤油桶改的小锅炉，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几百名住宿生一边举着书本记诵相关内容，一边拿瓷碗或搪瓷缸子，排弯弯的长队，由后勤处的老师监督打开水。每人一碗或容量跟碗差不多的一搪瓷缸，任何人不能例外，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没得喝了。毕业那学期的后半段，王先生让我去他宿舍喝开水——两个多月七十多天日子，我不知道从王先生的竹篾暖壶里倒了多少碗开水。再比如洗脸，其实碗在那时候不仅是用来喝水吃饭的，还做洗脸的器具。每天下了晚自习，仍然由后勤处老师监督，给每个班打一桶窖水，由班长负责分盛到学生碗里，放在床铺下面，备第二天早晨洗漱之用——大冬天，水碗结了一层薄冰，室友们只好含进嘴里热一热，然后点点滴滴淋在手上搓几下，抹几下脸，用衣袖或帽子(很少有人备得起毛巾)擦干，便急急去操场晨练，进教室早读……而我正由于有王先生照顾，没经受太多艰难。

　　伟人认为，苦难是一笔财富。可这财富的积累是多么难熬的过程！

　　学校当时没有电，晚上一张课桌放一盏墨水瓶改制的小油灯。高考前夕开夜车的人多了，教室里更是烟斜雾横，熏得同学们个个如黑面无私的包文正，鼻孔眼窝更惨不忍睹，第二天冷水洗不净，包文正又变成了大熊猫，国宝级动物充斥于校园各个角落，滑稽固然滑稽，更饱含了奋斗的艰辛和悲壮。花样年华草样过，踩踏时代的坎坷，沐浴岁月的酸涩，坚韧而顽强。老师们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小小的宿舍兼作办公室，常挤满了络绎不绝请教问题的学生，加上备课查资料，半夜三更总无法入睡，个别老师负担太重，昏倒在了讲台之上……王先生周末和我们一起回家，三十多里山路，喘息得歇了好多次。可即便如此，先生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雅兴不减，笔耕不辍，同期发表的《水跃金霞》《冬梅》等小说，在师生间传阅，受到了好评。

　　王先生是本地最早的省级作协会员，有着显著的先行拓荒意味。仔细品味王先生的小说，朴素之外，生动细腻，极像他的为人，也酷似他的授课风格。读王先生的文章，会陶醉于其内在的魅力；听王先生的课久了，会激发对语文的浓厚兴趣。掐指细算，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当年学制共九个春秋，其中大半时光里，我不仅在生活方面深受王先生的恩惠，而且掌握了不少知识和技能，在学业方面更沐浴着他的春风渐次成长。我私下常想，自己之所以在“三百六十行”中，唯独选择语文教师这个职业，并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挤牙膏似的写文章，点缀沉闷平庸的日子，跟王先生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吧。

　　心里，永远盛满了对王先生的感激，盛满了对特殊岁月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