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合“乡土”与“传奇”的个人化叙事

发布时间：06-20 07:04分类：农村文化

弥合“乡土”与“传奇”的个人化叙事

——评韩庆先长篇小说《红斗笠》

　　邓艮

　　韩庆先书写苏北农村的第三部长篇《红斗笠》出版了，如果说前面两部《谁持彩练当空舞》《高台子》在书写“新时代”“农村梦”时还缠夹着“旧痕”与“梦魇”的话，这次的《红斗笠》就有了某种悲壮的色彩。虽然还是写农村，却把乡土与历史抗战勾连起来；这倒不是说题材决定意义，而是作者视角的变换给自己创作带来新的气象。表面看，这是一个讲述小镇人们如何走向革命的故事，是一幅充满斑斓色彩的传奇画卷，但笔者更愿将之视为一部个人化的弥漫着沉重历史气息的乡土小说。“红斗笠”，在封面标题和斗笠实物像的红色组合中，显得触目、刺目，使小说题名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传奇性。“红”和“斗笠”的组合，首先构成一个神秘的符号，其神秘让人忘记去猜想小说可能展开的故事，而被这个符号自身所吸引。那么，红斗笠是何物？直到全篇将尽，答案才慢慢浮现出来，于是我们顿悟：从腊八河到红斗笠，流淌在苏北鲁南大地上的坚韧精神，不会因个人及家族之间日常存在着的冲突斗争而磨灭。就这样，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宏大主题，因被置于一个兼具乡土性和传奇性的符号背后，而具有了个人化的历史重构意义。

　　一、拉魂腔：唱不尽的乡土魂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乡土小说以来，虽然其间派别、风格和思想流向各异，但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以其浓郁而纷繁的地域文化编织着一幅幅乡土中国画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别样的世界。自然，并不是所有画卷都赏心悦目，有的可能触目惊心，比如阎连科的“耙耧系列”，残忍地撕开一道道裂缝，暴露着乡土温情之下的恶。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下乡土小说大多背离废名、沈从文式的诗意书写，而倾向于揭示和探求特定乡土社会中隐含的种种问题，从而引人反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乡土叙事无可避免地将主要关注那些在城乡之间的游走者，乡土将只沦为城市扩张的背景，或乡土文学将被底层文学所取代？”?韩庆先延续的正是这样一个序列，他笔下的郑、孟、刘三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仇恨钩织起来。从“抢水之战”开始，自然天道当中就浓墨重彩地加进了以郑含章为代表的宗法制农村的悲情大戏，这部小说以近乎原生态的方式还原了一种生存景观，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都充满偶然性，有时甚至显得比较突兀。

　　比如私塾先生马金三，教书认真，受人尊重，一出场就带着一股与生俱有的正气，替偷水的妻子跪在关公像前。然而，他很快在妻子被碾庄人侮辱后，带人去碾庄讨公道的行为完全成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打砸抢烧，并给腊八镇带来血光之灾。在后来的叙述中，马金三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几乎每次出现都散发着令人费解的糊涂气息，甚至轻而易举地被曾经差点害死他的孟德高说服，助纣为虐。最后，马金三用生命引开日本鬼子，搭救了红军首长。在众多人物图像当中，马金三因其性格多变而引人注意，在大起大落的变化中又没有相应的过渡性文字加以解释，就愈发显得醒目。这种偶然性，放诸活力无竭而又藏污纳垢的现代村落，既打破了现代文明与理性光芒的迷思，又似乎与乡土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偶然性和破碎感不仅体现在有关马金三的叙述中，陈佳慧、李晓娟、郑可贞，也包括郑含章的命运走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过于随意。但细究之下，又会觉得飘忽不定、超乎章法，正是各类乡民的本色。因此，阅读韩庆先的这类小说，你可能不满意作者语言的粗糙，但又暗暗默认他对乡土人物的某种熟悉。

　　主故事之外，小说中不时穿插着诸多民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缝合了故事和人物的破碎感。小说第八章送别韩公，详细罗列了腊八镇的送殡仪式，在送葬民俗的演绎中，却自然穿插着对郑含章和孟德高的勾勒。郑含章撰写执事单、报丧贴和对联等，其文采笔法精彩绝伦，又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担当起韩老先生的“孝子”。而孟德高作为当时的大户，颐指气使，借机打压郑含章，出尽了风头。

　　拉魂腔更是小说的灵魂，陈佳慧、李晓娟、郑含章等，用拉魂腔关联在一起，其间的家仇国恨自然呈现。游击队遭受重创，在旦夕存亡之际，李晓娟低声唱起拉魂腔：“正月里来迎春忙，腊八镇上喜洋洋；人人戴上红斗笠，紧跟队长郑含章。杏花二月正开放，阳光灿烂满眼亮……”一直唱到腊月梅花，太平盛世。拉魂腔衬托着陈佳慧的魅力，李晓娟的胆量，为生活在腊八镇这片热土地上的人们支撑起一片天空。拉魂腔唱尽人事悲凉，摄人魂魄，在小说的最后和竹马舞完美结合，竟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效果，战争戛然而止，敌人忘我陶醉，边舞边唱边唏嘘。在滋生出拉魂腔的土地上，活跃着比拉魂腔更丰富更婉转的个体生命，他们世世代代传递着腊八河沿岸的乡土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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