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适应乡情才能改变乡村

知识青年给乡村带来的，不仅有生产形式的改变，更多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改变。他们是一支有生力量，也会慢慢引导乡村文明方式的改变。但长远来看，如果青年想在农村发展，还不是一个由他们引导乡村的问题，而是如何适应乡村、立足乡村的问题。

　　新一代知识青年返乡创业，他们对于恢复和重建农村，具有怎样的价值？他们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与摇摆？政府又该给予他们怎样的支持？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多年间一直关注乡村建设和青年人成长的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忱接受了《小康》专访。

　　知识青年返乡有很强的自主性

　　《小康》：在我们的采访中，接触到了很多新一代返乡知识青年，他们大多在城市小有所成，之后返乡反哺乡村，在您看来，如今知识青年返乡，会不会形成一股大的返乡潮？也有老师认为，乡建会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对此您如何看？

　　刘忱：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知识青年返乡，不是“文革”时期那样的政府倡导、组织和动员，也不单是一种关怀弱势群体的公益活动，而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社会进步过程。返乡是青年人有远见、有抱负，愿意在乡村发展的自主选择，返乡目的不仅是为了某种宏大的理想，还有获得经济回报的预期。今天的知识青年返乡，有很强的自主性，目标也是各种各样。因为农村的确是一个施展自己才能、实现人生抱负和建设美好社会的广阔天地。所以，知识青年返乡有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正面的社会效应，返乡会与各种促进社会团结进步的社会活动相联系。但谈不上其本身会成为一种有明确公共目标的社会运动。

　　《小康》：在您看来，中国现代史上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其核心问题是什么？当代中国社会，乡建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刘忱：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之所以由知识分子发起，那是因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首先洞察了中国与世界格局关系，发现了中国与工业化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处于“愚、穷、弱、私”的落后地位，所以，那些有担当有责任感和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等人，不惜放弃优厚的个人生活待遇，来到乡村，从事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他们工作的核心是给封闭落后的农村注入现代内容，提升乡村的现代化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样发现，其实乡村没有那么不堪，相对城市，乡村依然延续、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传统文化仍是一种革新、改善的力量。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活力被忽略了，加以引导的话，这种传统文化的力量完全可以融合到现代化当中。知识分子的理念和实践是一种温和的、渐进的社会改良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异质元素，也激发了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力量。可惜的是，他们缺少给病入膏肓的中国动大手术的能力，更加上战乱和动荡，其建设必定难以在全国打开局面。但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乡村的革命性力量，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进程中，把一团散沙的乡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开启了中国乡村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当代中国再次发现乡村，是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在我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之后，面临全球化世界格局，需要再次全面认识自己的道路、理论和历史方位，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发展瓶颈、生态环境恶化、粮食生产安全等问题，乡村价值被全面挖掘出来。但不可能回到100多年前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社会，而是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发挥乡村的社会稳定器、发展蓄水池和滋养传统文化的根脉作用。我想，这就是当代乡村建设的核心价值吧。

　　向乡村学习，适应环境才能逐步改善环境

　　《小康》：作为小有所成的知识青年，他们返乡创业，自己并非农民也不想做农民，加之他们善用网络，注重品牌树立，他们回到农村，融入乡村，在您看来，他们对于恢复和重建农村，具有怎样的价值？在文明化这个层面上而言，对乡村有怎样的影响？

　　刘忱：知识青年返乡，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不是由某个社会团体或阶层发起的有明确公共目标的社会运动。所以，返乡有多种方式、有多重需求很正常。他们给乡村带来的，不仅有生产形式的改变，更多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改变。对于乡村而言，他们是一支有生力量。也会慢慢引导乡村文明方式的改变。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一些有为青年在乡村取得一定成绩值得欣慰。但长远来看，如果青年想在农村发展，还不是一个由他们引导乡村的问题，而是如何适应乡村、立足乡村的问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特别是文化改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乡村社会自有特定的规则和习惯，脱离了这些既有的规则和习惯，仅仅靠书本知识，缺少乡村生活经历，再加上经济基础薄弱的青年，很难一厢情愿地在乡村建立话语权。这就要求返乡青年要想在乡村站得住，首先得学会虚心向农民、向乡村学习，适应环境才能逐步改善环境。

　　《小康》：有老师认为，知识青年躬耕乡村，未必是青年人参与乡村建设的最佳方式。最佳方式应是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等等，对此，您如何看？

　　刘忱：青年人返乡，强调的是有效参与，当然不能要求大家都挽起裤腿下田干活，而是发挥自己的才干。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组织农民，而是如何有效组织农民的问题。仅凭一个小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和热情，是不可能解决长远问题的，要真正懂得尊重农民的需求和感情。农民有很多需求都是多方面和个别的，需要对他们的需求和情感进行提炼、概括和分析。比如，在乡村建设初期，农民要求增加收入的心情非常迫切，但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需求肯定就会上升为更加全面、更加深化的需求，因此，仅仅解决增收问题肯定就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离开了农民的需求和情感，乡村建设走不了太远，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小康》：我们也发现，有些返乡青年其实也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平衡，比如他们要面对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和利益，他们必须同时应付土地秩序、乡村规则和市场逻辑。另外，农村公共资源的缺乏和社会机遇的狭窄也是返乡创业的瓶颈。关于这些，您又怎样看？对于愿意返乡的知识青年，政府又该给予怎样的支持？

　　刘忱：知识青年返乡，在当前社会还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据我所知，虽然在高校中关注三农问题的青年已经历了十多年的历程，很多人是抱着献身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投身这项社会变革的，但至今他们仍然是社会的另类，是异端。不仅在农村要面对复杂的问题，而且也面临亲友的误解和抱怨，还有社会的不理解、不支持，政府的政策支持虽然不少，但落地的不多。所以，政府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就应该表现为在舆论宣传上大张旗鼓、在扶持政策落到实处。

　　《小康》：当返乡创业成为一种潮流，您对有志于农业领域创业的年轻人有怎样的建议？

　　刘忱：我举例来说吧。5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群体的时候，看到他们刷在“中国人民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墙外的标语上写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时，满怀惊讶。我问他们最多的问题是：你靠什么生活？你家人支持你的想法吗？我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青年告诉我说：“每天早上醒来，我都犹豫着要不要放弃。每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要咬牙坚持下去。”还有一位青年，为了说服自己的父亲，特地把父亲领到我的办公室，告诉父亲说，连党校老师都支持我们，您老就放心吧。一些人不得不改行他途，但很多人坚持下来了。我亲眼看着他们的事业一天天壮大起来，在社会上逐步扩大影响，他们本人也获得了一般职业所无法给予的成长，几乎个个独当一面。老实说，走这条路，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是坦途，只要坚持不懈，总能找到最理想的方法，总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却是曲折的，要做好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否则，请慎重考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