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参与要有制度基础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但其运行机制和程序仍尚待健全。当前农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非制度化参与的扩大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缺失与缺陷。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决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规则的创设和“完善”，除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营造这些制度根植的基础和运行条件。因此，构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必须从五个方面打好制度基础。

　　追求民主政治，转变执政方式，奠定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基础。执政党的政治生活方式，影响甚至决定着农民政治参与的图景。但是，目前在党内和政府中仍有不少人固守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认为农民素质差，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没有什么想法。这导致了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农民的参与，一个拥有9亿人口的群体几乎没有话语权。究其原因，还是民主政治不健全。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就要尊重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农民的政治权利，使他们的政治参与不仅限于村级事务，而要逐步进入到乡级、县级，乃至整个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去。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按组织设定的程序和轨道进行政治参与，避免非制度化参与。

　　调整利益关系，容纳利益表达，构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思想基础。我国正处于社会高速转型期。面对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调整思维方式，走出利益冲突的认识误区。一要承认利益冲突的合理性，二要力戒一味地从政治高度理解利益冲突。利益是无处不在的，人们会用各种方式进行利益诉求，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是正当的。目前，我国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要求日增，但是制度手段明显缺乏，由此提出的挑战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然而，当前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太窄。当农民的正当利益受到侵犯和损害时，由于缺乏足够的利益表达渠道，其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就会积聚起强烈的不满情绪，以致引发无序的政治参与。近年来，全国各地农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上访数量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都在警示我们，不应当对利益表达讳莫如深，而应当用能够容纳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机制的有效制度安排来加以规范和引导。

　　变革城乡二元结构，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消除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体制障碍。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就了农民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身份地位、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上的巨大反差，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我们所关注的农民经济上的不平等，其实只是一种结果，它的根源在于体制上的缺陷所造成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农民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与场合，政治权利被边缘化。因此，变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走出城乡分治的格局，大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向农村提供急需的公共产品、公共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

　　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存条件，坚实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物质基础。政治行为的动因和政治权利的实现，都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社会处于较低位置，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从属地位，农民利益常常受到剥夺和侵害，他们在社会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因而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农民为寻求利益保护，往往会发展成为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要使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让他们在物质上富足起来是大前提。

　　增强主体意识，营造参与型文化，提升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精神支撑。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激活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独立人格和法制观念。但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当今社会农民的政治文化心理明显缺乏主体意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等落后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深刻影响和支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要清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除了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文化教育以外，还要着力加强对农民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政治技能的训练，从而提升农民群体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精神，提高农民理性政治参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