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下农业升级如何破题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之年。届时，中国粮食安全会面临怎样的形势和挑战？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将从哪里着手？作物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技术如何创新？国内外食品安全战略如何对接与落地？……种种难题待解。

　　近日，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举行。峰会以“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增长动力接续”为主题，集中探讨如何着眼于农业现代化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动力升级，寻找“十三五”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发展压力重重

　　“粮食短缺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的历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研究员表示，“对中国来讲，粮食问题至少在量的供给方面将不再成为问题。”

　　他指出，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为中国应对改革发展的各种风险挑战，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世界缓减贫困和饥饿，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我们清醒地看到，可持续的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基础并不牢固，一些方面可以说还非常脆弱，无论是外部的市场环境还是内部的要素配置，都对粮食和食品安全在现代中国提出了新的非常严峻的挑战。”李伟说道。

　　粮食产量年年增产，李伟却对资源代价的付出表现出深切的担忧。“环境成本和经济代价越来越突出。如果粮食生产继续以这种方式透支，农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将被破坏，今后粮食产量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

　　与此同时，“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开始从主要追求数量向质量、数量效益并重，从生产导向向需求导向，从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向创新驱动的集约经营进行转变。

　　李伟认为，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有力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随着内部条件的变化，粮食价格支持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

　　“库存积压严重、财政负担沉重，如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粮食收储制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是我国农业政策调整的重大课题。”李伟指出。

　　经济新常态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食品质量安全的隐患仍然较多。“面对两亿多农户、四十多万家食品的加工企业、三百多万个食品经营主体，政府现有的监管能力严重不足，而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也不能让人放心。”李伟表示。

　　农业结构调整

　　不久前刚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特别强调，要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结构调整是题中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大体经历了四轮。眼下第四轮结构调整是在‘六高’背景下提出的。”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潘文博介绍，“六高”即粮食产量高、进口量高、库存量高、消费量浪费量高、调运量高、资源消耗量高。

　　他指出，“从种植业来看，我国现在面临的四大矛盾和问题是品种结构不平衡、种植效益在下降、生产方式仍粗放、农产品竞争力弱。”

　　就结构性矛盾而言，小麦产区基本平衡，稻谷平衡有余，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缺口逐年扩大；棉花、糖料、油料受资源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冲击，进口量大幅度增加，生产出现下滑；同时我国优质牧草短缺，如苜蓿的进口量逐年增加。

　　“这一轮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两保、三稳、两协调’。‘两保’即保口粮、保谷物，口粮自给率100%，谷物自给率95%以上。‘三稳’即稳棉油糖，棉花自给率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食用油自给率30%以上，糖料自给率37%左右。‘两协调’即蔬菜的菜篮子生产与需求协调发展、牧草的生产与畜牧业养殖协调发展。”潘文博表示。

　　调整的重点何在？潘文博说：“非优势区的玉米。”着力点放在了镰刀湾地区。这个区域近10年来是我国玉米增长最快的、增量最大的。同时又是典型干旱区、生态脆弱区，一个靠天吃饭的区域。调完之后，考虑重点改种青贮玉米、苜蓿和牧草等，同时搞大豆—玉米轮作、杂粮和马铃薯等耐旱作物。

　　潘文博表示，技术路线是适应性调整、种养结合型调整、生态保护型调整、种地养地结合型调整、有保有压调整、围绕市场调整。“对于结构调整，我们今年就开始做了，现在主要通过试验示范来引导农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