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政策：农民的评价如何
随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从解决温饱问题为主到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扶贫政策、制定了新的扶贫纲要和目标。作为农村扶贫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农户对新扶贫政策的知晓度究竟如何？对现行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如何？为了解基层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评价情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依托“百村观察”平台，对全国13个省、75个贫困村的2198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发现：我国贫困村农民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虽高、但知晓度低；对扶贫政策本身的满意度虽高、但对政策执行的满意度低；对政府扶贫的认可度高、但对社会扶贫的效能感低。鉴于此，需要从扶贫政策的制度设计入手，通过建立互动机制与健全扶贫管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激活农民在扶贫政策中的参与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民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与满意度。
一、农民对扶贫开发战略的知晓度低
（一）扶贫目标的知晓度低
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要减少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的扶贫目标。从其知晓情况来看，在2198个有效样本中，87.22%的农民不知道国家的整体扶贫目标，12.78%的农民表示知道国家的扶贫目标。在知道国家扶贫目标的农民中，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农民所占比例分别为6.86%、11.60%、15.17%、25.87%和27.78%。可以看出，仅有一成左右的农民知晓国家的宏观扶贫目标，且其对扶贫目标的知晓度与教育水平呈正比，即随着教育水平的增加，农民对2014年政府扶贫目标的知晓度不断上升。
（二）扶贫纲要的知晓率低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作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考察扶贫开发纲要在农民中的知晓率，在2198份有效样本中， 88.54%的受访农户表示不知道国家的扶贫开发纲要；表示知道该纲要的农户占比11.46%，所占比重刚过一成。由此可知，农民虽然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扶贫政策了解较多，但对国家宏观扶贫政策的知晓率却很低。
（三）扶贫政策的熟悉度低
从对国家扶贫政策的知晓度来看，在2196位受访农民中，有1884位表示不知道《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占比85.79%；14.21%的农民反映知道该意见，所占比重不足二成。另一方面，就扶贫政策的熟悉度而言，13.51%的农民表示熟悉国家扶贫政策，而表示一般了解和不了解的农民占比分别为24.89%和61.61%。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二成左右农民对扶贫政策相对熟悉，六成以上农民不太了解扶贫政策。综上所述，全国仅约一成的农民知晓并熟悉国家扶贫政策。
二、农民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高
（一）扶贫政策的关注度较高
通过对2198名农民调查发现，较之农民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其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相对较高。数据显示，有556位受访者表示比较关注扶贫项目，占比25.30%，另有14.33%农民经常关注扶贫政策，两者合计占比42.54%，约是农民对扶贫政策知晓度的三倍。而表示一般关注、不太关注和基本不关注扶贫政策的农民比重分别为24.93%、28.21%和14.33%。由此可见，全国约三分之一农民趋于关注扶贫政策，扶贫政策的关注度较高。
（二）扶贫资金的关注度较低
考察农民是否关注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调查显示有1590人不关注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占比72.40%；剩下606名农民关注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占2196个样本农户的27.60%。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发现，东部地区农户对扶贫资金的关注率为42.51%，中部地区农民的关注率为23.27%，西部地区的关注率为28.42%。数据表明，全国接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关注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且东部地区的关注率最高，这可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的财务监督意识的形成具有一定关系。
（三）贫困县考核机制改进的关注度低
相对农民对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关注度而言，农民对贫困县考核机制的改进关注度较低。在2187个样本农户中，关注贫困县考核机制的农民有333位，占样本农户的15.23%；而不关注贫困县考核机制的农民占84.77%。进一步分析不同职业农民对贫困县考核机制改进的关注情况，结构表明，农村管理者关注贫困县考核机制改进的比重最高，占比47.27%；务农农民对贫困县考核机制改进的比重最低，为13.29%，二者比重相差了33.98个百分点，其他职业农民的关注度比重在农村管理者和务农农民之间。数据表明，农民对贫困县考核机制改进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不足两成，而农村管理者的关注度相对最高，这可能与农村管理者有更多机会接触扶贫政策有关。
三、农民对政策本身满意度高，但对政策执行满意度低
（一）扶贫政策满意度高
从整体上考察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对2194名农民进行调查发现，分别有2.05%、11.76%、36.83%、42.75%、6.61%的农民对国家扶贫政策感到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就不同年龄阶段来看，从青年到老年，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逐渐提高，从最低的37.81%提升到了51.80%。综上所述，近一半的农民对国家的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对当地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有所上升，农民的年龄同其对当地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二）扶贫政策执行满意度低
农民对于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扶贫政策的落实。根据参与调查的2194位农民所表示，42.52%的人认为政府扶贫政策落实的比较好，这一占比低于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近7个百分点；认为政府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一般的农民占比38.06%； 而19.42%的农民认为扶贫政策落实不好。可见，与农民对扶贫政策本身的满意度相比，其对扶贫政策的实施情况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近六成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不满意。
（三）集中连片扶贫攻坚的满意度低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是国家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项目重点倾斜的区域。考察农民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 的满意度，有64.73%的农民认为说不清，同时，共有28.22%的农民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政策进展情况感到满意或基本满意。数据表明，全国将近三成农民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感到满意，其余大部分农民对该工程不太清楚。这可能区域性扶贫政策的实施与开展的范围有限、受益群体较少有关。
四、重点扶贫对象的扶贫政策效能感高
（一）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评价高
现阶段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投入力度大，需要多方面评估扶贫政策的实施绩效。从农民的主观判断来看，在2195个受访农户中，49.09%的农民认为扶贫政策对自己家帮助大，而24.65%的人认为作用小；另外36.26%的农民则认为帮助作用一般。可见，近一半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效能评价较高。其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分别占比46.03%、38.79%、43.67%、31.82%和35.26%。研究显示，低收入农民认为扶贫政策对其家庭有明显帮助作用的比例最高，这可能与低收入家庭享受到相对较多的扶贫政策有关。
（二）重点扶贫对象对扶贫政策的认可度高
进一步从不同类型农户来看，重点扶贫对象对扶贫政策的认可度更高。数据显示，43.71%的建档立卡户表示扶贫政策对自家的帮助大，比非建档立卡户的29.99%高13个百分点左右。另一方面，从农民角度来看政府对扶贫政策的重视程度，65.44%的非建档立卡户认为政府重视农村扶贫，而建档立卡户的这一占比为68.13%，比前者高出约3个百分点。可见，建档立卡户作为具有享受特惠性政策的主体，其扶贫政策的受益程度更高，对扶贫政策的效能感也更高。
（三）农民对社会扶贫政策的评价低
社会扶贫是指我国政府专职扶贫机构以外的所有扶贫工作。考察农民对开展“定点扶贫” 和“对口帮扶” 等社会扶贫工作的效能感发现，64.73%的农民说不清社会扶贫的效果；19.45%的农民认为效果一般；另有13.17%的农民表示社会扶贫工作效果很好。数据表明，全国仅有一成左右的农民对“定点扶贫”、“对口帮扶”等社会扶贫项目感到满意，大部分农民对社会扶贫项目的了解不多。其中，认为社会扶贫的效果很好的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分别有11.84%和13.87%，由此可见，建档立卡贫困户对该项目的满意度稍微高于非建档立卡贫困户。
五、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农民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度较高、知晓度较低，满意度较高、效能感较低。鉴于此，需要从扶贫政策的制度设计入手，通过健全扶贫管理机制和建立纵横互动机制的有机结合，激活农民在扶贫政策中的参与积极性，从而提高农民对扶贫政策的知晓度与满意度。
第一，完善制度设计，满足农民转型需要。在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农民需求不断增长的新形势下，我国已面临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的挑战。在扶贫工作新阶段，应完善扶贫制度设计，倡导多元扶贫模式的综合运用。通过在开发式扶贫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保障、生态移民及救济式扶贫等多元模式，满足农民以收入不平等为特点的转型性需求。
第二，推进多方参与，建立社会扶贫格局。一直以来，我国扶贫战略的实施都是政府主导，其优势突出，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未来扶贫政策应更加注重政府引导，促进社会多方面参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减少行政方式。政府可扮演“掌舵者”的角色，将“划桨”的任务交由企业、非营利社会组织，建立社会扶贫大格局，提高社会扶贫效能。
第三，健全落实机制，提高执行能力。执行队伍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执行力的效果。通过建立有效的工作落实机制，健全基层扶贫队伍管理制度，加强执行队伍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执行队伍的思想素质、职业道德修养，从而扶贫政策执行水平和实际执行工作能力。
第四，建立互动机制，促进村民参与。扶贫政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使农民习惯了一味地接受政策，话语权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和展现，从而缺乏对扶贫政策的反馈意识。建立有效的民意反馈机制，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政策反馈和信息反馈，采用多种方式促进利益相关方进行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交流，使农民真正参与扶贫政策的决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