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2016年的国际国内农业形势判断

　　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在国际形势上，我们与资源扩张性的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受到一定挤压，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依靠天然资源的农产品价格很低，质量又好，而国内这种资本深化农业的产品价格很高。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

　　“去工业化”趋势的加剧及中国农业困境的成因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国内说的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连带一个在农业上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

　　国际经验看，西方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唯有通过强权压制和诱发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问题；但却不能对国外转嫁成本，于是就在“三农”领域形成派生的问题。

　　金融资本过剩，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价格波动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产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大量采用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的供给过剩，而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农民越来越难赚钱了。而商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多重流通摊薄了利润，进一步激化了食品流通环节的恶性竞争。

　　这三大资本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认清世界农业形势及中国农业现状

　　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根据我们的研究，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大农场的道路。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中小农场，也同样没有跟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也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会下降，农业自然也维持不下去。

　　第三类是以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中国农业的现状是：一方面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美国的大农场模式，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