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壳村”的帽子 怎么摘？

　　编者按：当前，不少乡村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不仅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也被弱化。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如何既富民也富村？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组织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最直接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发挥的好坏不仅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也会对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各地在乡村转型发展中，摸索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

　　“空壳村”的尴尬

　　村级组织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影响力日渐弱化

　　吉首市寨阳乡寨阳村，正在筹建的吉阳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综合大市场，已现雏形。围着市场一遍遍查看，理事长胡旭已经开始期盼着10月份正式营业时的热闹场面了。

　　“我们这儿是湘鄂黔渝四省市边界最大的花卉苗木基地，有了综合大市场，方便客户来看货，销量肯定不会差。”胡旭说。

　　更受鼓舞的，是寨阳村村支书杨秀忠。因为享有大市场10%的股份，寨阳村村集体每年起码可获4.5万元的保底股息，这可是村里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经营性集体收入。

　　“公路还没有完全通到户上，路灯只在主干道上有，全村基本没啥健身娱乐设施……”杨秀忠开始盘算着这笔分红的用处。

　　村集体自掏腰包办村里的事儿，在两年多以前，杨秀忠想都不敢想，“村级组织运转只能靠上面每年拨下来的1万块，哪还有闲钱做其他事？”

　　没有村级集体经济，没有经营性收入来源，在吉首市，寨阳村曾是典型的“空壳村”。

　　地处湘西的吉首市，共辖15个乡镇（街道），139个村，33个社区，11个资产管理委员会。据统计，2013年，全市无经营收益的“空壳村”共有138个，占总数的81％。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吉首市委书记秦国文看来，比村集体经济大面积“空壳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其背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力的日渐弱化。

　　“村级集体经济的薄弱，使村党组织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无力为群众致富提供服务，无力兴办公益事业，无力救助困难群众。”秦国文说，这样的后果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凝聚力和战斗力减弱。

　　“以前，村委会有事找村民帮忙，却连一瓶水都买不起，村民们哪来的积极性？村里要办公益事业，只能靠‘化缘’。”作为村里的领头人，杨秀忠的感受格外深刻。

　　“这些年国家投入的资金确实不少，但效率却并不那么高。”吉首市农经局局长吴辉讲了这样一件事：省里某驻点扶贫队曾给吉首一个村花了200万买了一台榨油机，可扶贫队撤走了，榨油机也就闲置了。

　　“许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就因为产业没有发展起来，逐渐荒废了。”吴辉很感慨。

　　用市场的办法“摘帽”

　　携手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得分红用于公益事业、弥补办公经费不足

　　破解“空壳村”困境，办法想了不少。有的村集体试过自办产业，有的则希冀外力帮忙。

　　多次下乡调研，秦国文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成为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却普遍苦于缺乏资金等投入；而村党组织、村委会有一定资源，却无项目可做。

　　“村集体经济溃败的原因是什么？是集体经济经营的体制和机制不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得用市场的办法，才有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秦国文说。

　　村集体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携手”的点子，应运而生。第一个试点，选在马颈坳镇隘口村的隘口茶叶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向天顺，是个擅闯市场的精明人。2009年，他拿出资金，购买设备，带动当地茶农以茶园入股，成立了全市第一个茶叶合作社，产品还没出来，市场销路就早早敲定。

　　合作社的黄金茶一直不愁销。2012年，年销售量已超过600万。但烦恼也一步步逼近：苦于资金压力，无法进一步购置加工设备，扩大产量。

　　就在这一年，隘口村注册了公司，作为吉首市农业开发有限责任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市里整合各种涉农项目资金，为隘口公司注入20万资本，入股合作社的新建加工厂项目，占股16.8%。第二笔资金20万入股合作社的产业基地，占股9%。

　　为规范运行，吉首市给隘口村这样的公司设计了一套制度。比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村组织可选派人员进入合作社监事会履行监理职能，但不直接参与和干预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

　　同样明确的还有利益分配方式。吉首市要求，公司每年按照所占股资总额的比例分取红利，红利的50%原则上作为追加股本继续投入，另外50%作为基层集体经济收入，合理用于基层公益事业和弥补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不足。

　　包括隘口在内的第一批试点村，共有4个，投入资本金总额102万元。第一年，4个村共分得红利9.2万元，全部摘掉“空壳村”的“帽子”。

　　合作的多重效应

　　村级组织、合作社、农户三方全都受益

　　截至目前，吉首已有26个村加入了这种合作的阵营。

　　“党组织活动800元，基础设施建设5000元，兴办公益事业1200元……”走进白岩乡着落村亿利德药材专业合作社，挂在墙上的红利使用公示栏，十分打眼。

　　支出金额虽都不大，但对于大山深处的着落村，却是破天荒的事。作为首批试点村，村集体两年拿了3.2万的分红。老村委会主任张才伸感慨地说：“钱虽然不多，但感觉路子走对了，村里起码有可以办事的底气了。”

　　同样提振的，还有基层组织的号召力。“村级基层组织又回到了三农工作的中心。”秦国文说。

　　杨秀忠举了个例子：每年春天，寨阳村都要组织“护笋队”，提防村里的竹笋被乱扯。以往，村民响应并不积极。如今，却不再愁没人办事。

　　尝到甜头的，不只是村级组织。

　　老家并非寨阳村的“外乡人”胡旭，初到寨阳时最感头疼的，便是如何协调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进合作社的路，以前就是村民的地，没有村里的支持，这路修得成吗？”

　　吉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欧阳清文说，这种合作形式既给农民专业合作社“输血”，又增强了其“造血”功能，合作社发展的内力更加强劲，农民组建合作社的积极性也更高。

　　据统计，2012年，吉首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78家，2013年增加为108家，比2011年增长了近两倍。

　　最终受益的是农民。在隘口村，村民们以80多块钱一斤的价格，将鲜叶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将鲜叶加工后出售，扣除经营成本，所得利润的60%又返还给村民。“收入最高的种茶大户，一年可以有十几万呢。”向天顺很开心。